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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和新中国有什么区别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的胜利。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帝俄末期的***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而中国***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特别是从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势力的复辟。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东汉最重孝道。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事实上，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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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

发布时间：11-2010:04环球时报官方帐号

“他一方面把这个（学籍和身份）卖给我了，但之后他又自己去用了。”2019年近日，谈到被自己冒名顶替的张某飞，马某铭反而抱怨，张某飞的做法，害自己“白白读了四年书”。2005年，高考411分的河南商丘考生马某铭，拿着河南漯河考生张某飞的录取通知书等，冒名到河南师范大学读书，张某飞当时的高考成绩是552分。随后两年，张某飞以自己的身份连续两年参加高考，并于2007年被湖南中医药大学录取。最终，真假张某飞均顺利毕业。真张某飞后来还完成硕士、博士研究生学业。近日，马某铭被举报了。河南师范大学调查此事的专项工作组告诉澎湃新闻，在确定冒名顶替属实后，学校立即启动有关程序，撤销假张某飞的学籍和学历学位。真张某飞的父亲则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他们没有卖学籍，当年“东西（录取通知书等）丢了”。他们已就马某铭冒名张某飞在银行借款并致张某飞出现信用污点，采取法律手段，“我们不认识马某铭，只能先起诉银行”。此事留下诸多疑问：马某铭如何买到学籍并能轻松冒名顶替？为何张某飞能再次参加高考？张某飞再次考入其他高校时，冒名者为何仍未被发现？多名教育系统工作者告诉澎湃新闻，多年以前，确有高考、学籍买卖现象，但随着高招制度越来越严密、系统越来越先进，加上入刑、户籍整治等，再没见过这种事。冒名者和被冒名者曾同时上大学。2019年4月，刘哲（化名）通过网上发帖、向河南师范大学发邮件的方式，匿名举报马某铭冒名顶替张某飞一事。随后，学校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校内外调查。刘哲称，之所以举报，是因与马某铭有矛盾。他说，学信网显示，1988年5月出生的张某飞，有4个学籍：2005年9月，入读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物技术专业（本科、学制4年）。2007年9月，入读湖南中医药大学临床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本科、学制5年）。2012年9月，被四川大学临床医学院肿瘤学录取（硕士研究生、学制3年）。2015年9月，留校读博（学制3年）。仔细对比张某飞河南师范大学和湖南中医药大学学籍的毕业照片，并非同一人。前者穿着翻领毛衣，肤色白，发型、气质新潮。后者肤色黑，戴眼镜，显得憨厚。对比后者与四川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学籍的毕业照片，则像同一人。10月31日，刘哲对澎湃新闻说，2017年，他怀疑河南师范大学的“张某飞”系冒名顶替，他进入假张某飞的qq空间，发现其好友曾评论留言“某铭说的言之有理”。最终，他发现，假张某飞真名为马某铭。此后，刘哲一方面匿名给真张某飞发邮件、QQ消息，透露其被马某铭冒名顶替，后者利用其身份刷爆多张信用卡被银行列入黑名单等。另一方面，他匿名给马某铭妻子发邮件，模仿真张某飞的口吻骂马某铭，“套一些冒名顶替的情况。”刘哲提供的邮件显示，真张某飞最初对其提醒表示感谢，称“大恩无以为报”，后来却询问“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谁？做这事出于何目的？”而马某铭妻子回邮件说，自己已和马某铭离婚，“你们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不要再来找我”。澎湃新闻联系到了假张某飞的大学同学许少华（化名）。其介绍，在学校时，他没怀疑过。现在想来，异常就是新生入学时，假张某飞是军训开始一半才报到的。“当时，他穿着休闲西装，一看就是城里的”。开学后，许少华曾无意瞥到假张某飞的图书证，图书证上的照片是高考照片，“感觉和他不太像，图书证上的照片看起来比较土，脸上还有痘。”许少华说，在宿舍里，假张某飞年龄最小，被称为“老九”。除有时挂科、爱吸烟外，并未表现出什么异常。“他妈来看他，也是喊他‘张某飞’。”被冒名者否认卖学籍，称当年录取通知书丢了。马某铭是河南商丘市柘城县人，2005年毕业于柘城高中。张某飞是河南漯河市源汇区某村人，2005年毕业于郾城一高（现漯河四高）。地图显示，两地相距约150公里。11月16日，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向澎湃新闻介绍，2005年，马某铭和张某飞的高考成绩分别是411分和552分。澎湃新闻通过阳光高考网查询到，当年，河南省文、理科高职高专一批分数线为437分、436分，本科二批分数线为522分、523分。马某铭的成绩，比高职高专一批分数线还低二三十分。马某铭拒绝见澎湃新闻记者，10月31日，他在电话中对澎湃新闻承认，学籍和身份是买来的，没想到的是，张某飞后来用这个身份参加高考并读书，害他“白白读了四年书”。马某铭对澎湃新闻说，学籍买卖有中间人。工作数年后，因为感觉找不到好工作，他曾想考研，被报名的学校公告学籍学历不匹配。一查，发现真张某飞已经在读研。对于具体怎么买学籍、中间人是谁、多少钱等，马某铭称他一概不知。“反正不是偷的，也不是盗的。”马某铭说，当时都没有接触过这种事，“就是想要紧急上学面临的选择”。马某铭承认，其母亲在柘城县某医院任中层干部，父亲曾在银行系统工作。澎湃新闻多次致电其母亲，电话无人接听。马某铭说，父母年纪大了，不希望打扰他们。与马某铭相比，张某飞算是个“学霸”。多名村民告诉澎湃新闻，张某飞现是家中独子， “脑子不错，也勤奋”。张某飞的大伯说，弟弟（张某飞的父亲）虽然学历不高，但在建筑工地做技术员，20多年来一直在郑州。近些年地也给别人种了，基本过年才回来。澎湃新闻现场看到，张某飞家的两层楼大门紧锁。张某飞的大伯认为，弟弟家经济条件不错，不缺（卖学籍）那几个钱。“我就一个孩子，不可能让他咋的（卖学籍和身份）。”11月13日，张某飞的父亲对澎湃新闻说，当年，张某飞的“东西（录取通知书等）丢了”。澎湃新闻给张某飞发邮件，未获回复。通过其父亲、堂兄弟转达采访要求，也未获回复。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介绍，经与张某飞谈话，张某飞说他不认识马某铭，对自己被顶替上大学不知情，只是“从2016年2月开始，不断接到一些银行的催款电话”，发现自己学信网多了一个别人的信息，才意识到“可能就是冒名顶替”或“自己的信息被盗用了”。冒名者毕业后人生失意，反生抱怨。马某铭说，得知张某飞仍在用原来的身份，很郁闷，就想找买卖学籍时的中间人。马某铭打比方说，就像现在买卖东西，“肯定他们有这个圈子散布这个信息，我们接到消息（才买的）。”不过，他说，买卖学籍毕竟不正当，“你不可能问人家是哪里人，人家也不会说，是吧”。因时间太久，最终，他没找到中间人。马某铭称，后来，其父亲还找到张某飞老家，见到张某飞的父亲，对方却称对学籍买卖不知情。对此，张某飞的父亲说，他不认识，也从没见过马某铭及其父亲。在马某铭看来，张某飞后来自己又考了大学，导致他最好的年纪读了几年书，却用不上，自己“才是受害者”。事实似乎并非完全如此。假张某飞的大学同学许少华（化名）说，毕业后，马某铭以张某飞的身份，进入某银行工作。对此，马某铭说，只是在银行的外包公司。许少华说，当时，马某铭工资能拿到五六千，工资在同学中很不错。毕业数年后，马某铭从银行离职，开始做生意。许少华称，马某铭的生意涉及卖Pos机、做信贷、倒二手车，但生意并不顺利，赔了很多钱。马某铭用张某飞的身份办了许多信用卡。马某铭告诉澎湃新闻，自己做生意欠下一百多万债务，还了一些，还有很多。用张某飞身份从银行借的20多万，基本都结清了，“剩一点也不多了，也就是两三万块”。马某铭曾一直怀疑，举报人刘哲就是真张某飞，在网上发帖，给其前妻发邮件骂他，目的是逼他去还信用卡。他曾尝试添加张某飞的QQ，但未获回复。“他为什么不敢找我？”马某铭说，因在郑州混不下去，他已回到老家。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马某铭名下有两家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的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某通讯器材店，状态为“存续”。成立于2014年6月、注册资本100万的郑州某贸易有限公司，状态为“吊销、未注销”，且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全部是因为上学的事引起的。”马某铭如今反而抱怨，当时，自己就算考不上很好的大学，找个大专读，然后在老家找个工作，也饿不，也不会产生后面这么多事，也不会做生意被骗。据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介绍，2006年，已冒名顶替张某飞就读河南师范大学的马某铭，在柘城县再次参加高考。不过，因为作弊，其考试成绩为0分。冒名者学位将被取消，当年为何能通过入学审核？和马某铭相比，张某飞的人生，显得很励志。据河南师范大学专项调查组介绍，2005年，张某飞在漯河四高复读，2006年高考582分，未被录取。后到漯河五高再次复读，2007年高考599分，被湖南省中医药大学录取。后考入四川大学肿瘤学专业读研读博。目前，在成都一家医院工作。算下来，张某飞高中、大学共读书16年。张某飞的父亲告诉澎湃新闻，因被马某铭冒用身份造成信用污点，张某飞买房也无法贷款，他们已经采取法律措施，“我们不认识马某铭，只能先起诉银行。”马某铭说，他曾尝试联系张某飞，却未果。对此，张某飞的父亲说，“他（马某铭）咋可以随随便便就上学去，你们应该去调查他……你问他的档案、身份证哪里来的？河南师范大学怎么录取他的？”河南师范大学专项工作组表示，在确定冒名顶替属实后，学校立即启动有关程序，学校办公会决定撤销生命科学学院2005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张某飞”的学籍和学历学位，并上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目前正在审核过程中。河南师范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介绍，马某铭采取缓报到的方式，躲过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对此，马某铭说，缓报到并非刻意，而是当时确定买张某飞学籍时，已经开学。他表示，自己没换过档案照片。“照片怎么可能换呢？”据河南某高校招办工作人员介绍，按惯例，新生资格复查多是校院成立两级领导小组，学院一般副书记牵头，辅导员具体实施。“比如说照片六对照，包括报到照片、高考报名照片，身份证照片等。还有档案核查。比如，体检信息跟高考报名信息，高矮胖瘦，太悬殊了肯定不行。这都是重要的核查手段，这一系列都有很详细规定。”对真张某飞后来连续两年顺利参加高考，河南某县招办主任感到惊奇。其介绍，早些年，确有学籍买卖现象。多是有学生刚好想复读考更好的学校，有人鼓动就卖了，也有可能是给亲戚家孩子用。不过被顶替者再高考，都要换个身份。那时，户籍管理还不严格。多名教育系统工作者则表示，现在，高招系统非常先进，而且对接公安、学信网等数据库，有问题系统就会预警。此外，加上入刑、户籍整治，再没见过、学籍买卖。“现在，你办个身份证，都有指纹等信息，怎么冒名顶替？”有县招办工作人员建议，虽说冒名顶替读大学已基本不可能，但目前高校新生资格复查，仍可引进一些更先进手段。“本身这都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我也尝到这种后果。”马某铭说， “付出（代价）很大很大，可能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