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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19 04:50:19

服饰体现的社会文化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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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强化与民族意识危机

在物质生活中，衣冠服饰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衣冠服饰上有极其强烈的反映，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国又与礼制相结合，并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和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不遗琐细地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以僭礼逾制处以重罚，这是华夏族的传统。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这一套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华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这是中国服饰制度的特色。

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满人的服饰，禁止汉人穿汉装的法令非常严厉，坚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杀戮，这在各地引起轩然大波。最令汉人反感的是按满族的习俗在前额剃发，后脑留发梳条大辫子。有的士大夫为了保持汉民族的气节，宁可剃了光头当和尚；有的在头部画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国衣冠；有的取名守发、首发，用隐讳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愤慨。汉人的强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从女不从，生从不从，阳从阴不从，所谓“十不从”的对策，这才使剃发易服的民怨得到缓和，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

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这标帜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这补子是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缕分细析到极至。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

所以清王朝对明朝服制的变更，对华夏族的衣冠形成冲击，却从未动摇华夏族的衣冠之治，因为在华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不仅仅是生活的消费品，也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这是物质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会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实际上是衣冠之别，有关种种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细部，维持森严的阶级统治。所以清王朝服饰变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形制也是为了压抑和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加强清人的统治。正是因为如此，清王朝继承、强化了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并掺进民族压迫意识，形成清代的服饰制度。这也意味着当清王朝统治走向衰微，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饰方面再起风波。

到清末，王朝统治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满汉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融汇，习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饰已经为汉人所认同，并形成新的服饰传统，但是潜藏在清初服饰变更中的民族意识并末消亡。当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冲突激化时期，当初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留下的民族创伤又重新复萌，成为汉人联合反对清王朝的契机。太平军揭竿而起，就以“蓄发易服”号召汉人反清，这对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创。

二、太平军“蓄发易服”的旋风与不变的衣冠之治

太平军起自贫苦农民，起义之初不论是头领还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黄布条为记，穿着简陋，自无服制之别。占领武昌后，势力日益壮大，舆马服饰即有分别，进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国的统治宝座后，立即仿效帝王之制，专设“典衣衙”，从袍服、靴帽的质料、颜色、长短，一律按官职的级别定出标准，以显示等级的差异。各级将领都穿红袍马褂，包头布的色彩和用料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官高一级，拖长一寸。1861年颁布《钦定士阶条例》限定:“民间居常所戴之帽，皆用乌布纂帽。其富厚殷实之人，则缎绉纱，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别样颜色，致与有官爵者相混。”(2) 同时对秀士、俊士、杰士、达士、国士、武士、榜眼、探花、状元的衣帽袍靴式样也作了与其身份相应的规定。对士兵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的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

剃头蓄发和翎顶冠戴是满清统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军首先从这里开刀，严厉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发留须、妇女放足。在《奉天讨胡檄》的文告中宣称: “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令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令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人忘其根本也。”(3) 认为清朝官员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处一概加以撕毁。每占领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发，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4) 为了不让帽子遮盖已经剃了发的，裹上太平军的红头巾，还下令不准戴毡帽。

清朝服饰在中国已流行二百多年，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已成为汉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东西，尤其是不准戴毡帽，激起人们的反感，有的因为不愿去掉帽子被笞打、示众，甚至被杀。尽管蓄发易服，有种种过激的举动，也遭遇一些人的抵制，但自愿蓄发者也不在少数，据同情太平军的呤利对苏州地区的观察说: “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军和自由的标记。”这点在曾国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见太平军的服饰在南方也曾风行一时，由于这是与太平军政权相联系的服饰样式，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一服饰也随之消亡，以长发为特征的太平军却成为因此得了“长毛”的称号。

太平军掀起的一股“蓄发易服”的风潮，是历代农民起义从未有的举动，无论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义中服饰上也有所标记，但从没有在社会上推行服饰变革，所以这是太平军的创举，但它变更的仅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级之别，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礼制，用衣冠区分君民士庶，维护层层隶属的统治，在实质上依然是传统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军的服饰变革有种族色彩并无风俗改良的意义，与近代化无缘。

三、服饰近代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服饰近代化的启动，始于以服饰变革作为风俗改良的活动，并以衣冠之治的解体作为重要的标志，这在维新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

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痛感到民智不开是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欲伸民权，必广民智，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和裹足所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尚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陋习，波及千家万户，比前者对社会的震撼面更为宽泛，其意义也更为深切。

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鞋、弓鞋，是对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制用强体、实用的观念看待人们的衣冠鞋履，势必要推动服饰的变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和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

变衣冠中以放足启动最早，裹足本不是清人的祖制，顺治二年和康熙三年两度禁止裹足，但终敌不过传统习惯，旋禁旋弛，连清人妇女也被汉化，穿上瘦金莲方。这种情况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支持，最终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成为社会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容易受

到统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员还带头发奖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与剪辫子相比，

但是断发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强制汉人剃发留辫，又岂能在清廷的子孙中断送这一祖制，然而正是断发易服又成为点燃人民大众反清斗争的火种。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酝酿是以反满的民族革命为召唤的，明亡以后剃发留辫这一辱没汉人的亡国之痛，重又在清末中升级。“毁我衣冠真正恨，扫除巢穴待明朝。”(5)“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6) 被视为大清国民标志的发辫，更成为诅咒的对象，“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州之形状。”(7)一时“猪奴”、“半边和尚”、“辫发左衽之丑类”几乎成为排满、仇满的口头禅。当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时候，断发易服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唤。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 月5 日临时大总统通令全国剪辫还强调:“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这种种断发易服的言论，虽然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不是反清复明的简单回归。有识之士超越种族成见，从变易国民心理的角度，宣传剪辫的利害说: “夫辫发为物，即不必计其本非汉族制度，及被外人所诮辱，即以利用问题论，试执十人而质之曰，吾人具此辫发，于起居动作便乎? 吾可决其以当为不便者十而八九也。”(9) 虽然更改这沿袭三百年的习俗，会遇到旧习惯势力的种种阻挠，但是这便民实用的价值，最终又导使满汉居民不分族别地抛弃旧习，选择了剪辫易服的行为。

以剪辫易服为契机，批判封建主义的檄文，嘻笑怒骂，令人叫绝。衣冠之治集中体现在官服上，这在清代又称补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补子，绣上飞禽走兽，以示官职的差别和道德命义，有的文章反其义而用之，说清国所以不振，是由于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御外外侮，但能杀同类，遂致国事愈坏，民心渐离。这正是官方制度所为。谓予不信，可观各人的服饰: 文官的补服，是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等，此等鸟者，或示幽逸，或作声而唳，或容止闲暇，或供市儿之玩弄，这明明是纵容偷闲溺职，愚弄人民；武官的补服都是狮子、豹、虎、熊、彪之类，面目狰恶，设这些官治民，实以禽兽对人民也。(10) 有的对朝服从头到脚逐一嘲弄说，红顶，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无限冤魂，若将此物置于头上，胜于虎狼十倍；朝珠，又名奴隶圈，悬于项间，其人即永有奴隶性；马蹄袖，表示效犬马之劳，以向主人乞怜；马靴专为护足之用，套之足上，可以终日跪拜奔走。(11) 这种亦庄亦谐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由于它以老百姓习见常闻的官员服装做靶子，传播革命思想，更易为大众接受，使人们在断发易服的行动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

断发易服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的青年就自发地割掉辫子，脱下清装，“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12) 成为流行歌谣。广东省宣布独立之时，老老少少争先恐后地剪辫子，一日有20余万人，中山县纷纷成立剪辫会，一直深入到农村小城镇，剪辫子成为中国人的盛大节日，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述说: “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有的报纸指出，民国建立后政体、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住所的诸多变化，以服装的变化最迅速、最广泛。一时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子帽灭，爱华兕兴，女兕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13) 穿着打扮焕然一新。

剪辫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是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即使起自下层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太平天国的“蓄发易服”，从衣冠上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别，与清政府并无二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主义规章的礼制也随之瓦解。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治，由于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取缔。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裤为西式长裤。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丧礼在臂上围黑纱。女子礼服，上装是对襟衫，下穿裙子。此种服制打破等级界限，不分尊卑贵贱，所以虽是官员的制服，但对生活权利的平等却起了表率的作用。即使宫廷的遗老遗少无一例外都要遵守服制平等的原则，有记载说: “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14) 真正结束衣冠伦理政治化观念的，是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他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擞诰?茫?秤诠壅啊！?15)这就使得人人须叟不可离身的服装，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促使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衣冠之治彻底解体，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思想来制作和选择服装，使着装与现代文明接轨，这是中国服装史的重大变革。

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一体化的结构解体，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还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民众因为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选择的自由，但是以金钱取代权力的支配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等价交换，是人们摆脱身份地位的约束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给个体自由在服饰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回应。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中国，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欧式皮鞋，头戴曼彻斯特头巾，买办中也有穿洋装的，但在士大夫中绝无仅有。在19世纪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这无异是用夷变夏，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图从着装方面造成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认为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 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 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

然而，禁令也好，弹劾也好，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洋毡、洋绉等机器生产的洋衣料有的厚实细密，有的轻薄柔软，以优良的质地比国产的土布更胜一筹，且因为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兴趣。在19世纪中叶据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几乎在每3 个人当中，就有1 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这个论断经我国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言过其实(17)。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中国市场的辽阔，用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的狂潮，并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中国市场。洋货倾销最多的要数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关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仅衣着用料就有洋布、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线、洋被、洋毯、洋花边、洋手巾等(18)，琳琅满目。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洋布1300万匹，1899年增至1700万匹。“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 大量的商品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人们时尚的用料进入千家万户。

衣料质地的改变也促进了衣服款式的变化，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19世纪末穿洋装还是冒人言大不讳之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属凤毛麟角。真正在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变革，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各报刊纷纷予以宣传鼓动，1905 年端方出洋考察，随员中有一半剪了辫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1906年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21)。练兵处不敢公然变更祖制，拖着辫子练兵是一大累赘，不得已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辫子盘在军帽内，“不准擅自裁割，”(22) 新军中有很多是留日学生，并不把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发者仍然不断，这对社会很有影响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军影响，剪了三分之一。(23)从军队到社会，相互促动，剪去辫子穿洋装已经不可抑制。

观念的变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醉心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由这种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守旧、冥顽。洋装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们推崇备至，《湖北学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励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这样肆意夸大洋装的心态，反映崇洋已经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

服饰体现的社会观念

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强化与民族意识危机

二、太平军“蓄发易服”的旋风与不变的衣冠之治

三、服饰近代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

服饰近代化的启动，始于以服饰变革作为风俗改良的活动，并以衣冠之治的解体作为重要的标志，这在维新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

到统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员还带头发奖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与剪辫子相比，

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

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服装有什么影响

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关系是近年来思想史、文化史和社会史研究中的新课题，认识这一问题不仅要在理论上进行新的探索，更要从实证研究上开拓新的领域，把非观念性(即文本性)的资料，引入思想史的范畴，或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生活方式的变迁。本文以服装为例提出这一问题，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这是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就其内容来说具有等级序列、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三位一体的结构。精英文化的伦理价值观以无可匹敌的强劲的势态渗进衣食住行，肇成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这就是世俗理性。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是中华文明区别其他文明的重要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化离不开这三位一体文化结构的解体，也离不开从生活方式上观照，服装是突出的一例一、衣冠之治在清代的强化与民族意识危机在物质生活中，衣冠服饰是衣食住行之首，它最显著、最充分地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衣冠服饰上有极其强烈的反映，这在中外概不例外，在中国又与礼制相结合，并成为礼制的重要内容。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制”、“舆服制”、“丧服制”等各种条文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各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色彩、花纹和款式都有详尽的规定，不遗琐细地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违者要以僭礼逾制处以重罚，这是华夏族的传统。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1) 这说明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以衣冠礼仪的美誉“华夏”作为族称，这既有重视仪容的方面，也包括用服装区分尊卑贵贱这一套规章制度，使森严的等级管制深入到穿衣戴帽，在华夏文明中形成衣冠之治的传统，这是中国服饰制度的特色。清朝是以异族入主中原，满族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在戎马生涯中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冠服形制与汉人的服装大异其趣。清王朝建立后，统治者为了泯灭汉人的民族意识，强制推行满人的服饰，禁止汉人穿汉装的法令非常严厉，坚持佩戴前朝方巾的儒生，往往遭到杀戮，这在各地引起轩然大波。最令汉人反感的是按满族的习俗在前额剃发，后脑留发梳条大辫子。有的士大夫为了保持汉民族的气节，宁可剃了光头当和尚；有的在头部画上明朝的方巾，以示不忘故国衣冠；有的取名守发、首发，用隐讳的文字表达内心的愤慨。汉人的强烈抵制，迫使清王朝采取男从女不从，生从不从，阳从阴不从，所谓“十不从”的对策，这才使剃发易服的民怨得到缓和，清代服饰也得以充分吸收汉族服饰的成就。以官服为例，马蹄袖、马褂是清代官员服制的一大特色，但官服上的“补子”直接取之明代，文官绣禽类，武官绣兽类。分别按品级的高低，绣以各类飞禽走兽，以这标帜突出官员在职能和气质上的要求。与明代不同的是，这补子是绣在袍衫外面的大褂子上，称为“补褂”或“补服”，大褂的前胸是对襟的，补子也分为两块，禽兽的花样与明代也略有差异，由于补子是在成衣后缝上的，对于边角的加工更为精细，常常配以精致的花边，突出了装饰效果。明代的乌纱帽到清代换成花翎，用孔雀毛上的“眼”即“目晕”花样的多少，分出单眼、双眼和三眼的级别。官员的朝服和常服，里三层外三层，行袍、行裳、马褂、坎肩、补服，重重叠叠，还要佩戴各种朝珠、朝带、玉佩、彩绦、花金圆版、荷包香囊等等，朝珠又有翡翠、玛瑙、珊瑚、玉石、檀木的等级限定，连丝绦都有明黄、宝蓝、石青之分，用什么款式、质料和颜色都要受到礼制的规范，违反规定的以犯罪论处，雍正皇帝赐年羹尧，就有擅用鹅黄小刀荷包，穿四衩衣服，纵容家人穿补服的罪状。将服饰的等级之别，缕分细析到极至。女装虽然相对宽松，但精雕细刻无微不至，镶边有所谓“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多至“十八镶”，在镶滚之外还在下摆、大襟、裙边和袖口上缀满各色珠翠和绣花，折裥之间再用丝线交叉串联，连看不到的袜底、鞋底也绣上密密的花纹。这样重重叠叠，无所不在的装饰效果，虽然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但如此繁琐细密的包装，是衣冠之治高度细密化的产物，这也使清代的服饰到了难以再发展的地步。所以清王朝对明朝服制的变更，对华夏族的衣冠形成冲击，却从未动摇华夏族的衣冠之治，因为在华夏族的衣冠之治中，衣冠服饰不仅仅是生活的消费品，也是尊卑贵贱等级序列的标志，这是物质的也是身份、地位的社会待遇，所以衣冠之治实际上是衣冠之别，有关种种穿靴、戴帽、着装、佩饰的烦琐规定，莫不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细部，维持森严的阶级统治。所以清王朝服饰变更的是形制，而不是它的实质性内容，而形制也是为了压抑和淡化汉人的民族意识，加强清人的统治。正是因为如此，清王朝继承、强化了华夏衣冠之治的传统，并掺进民族压迫意识，形成清代的服饰制度。这也意味着当清王朝统治走向衰微，上升到一定地步，必然要在服饰方面再起风波。到清末，王朝统治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满汉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融汇，习俗相沿，代代相承，清人的服饰已经为汉人所认同，并形成新的服饰传统，但是潜藏在清初服饰变更中的民族意识并末消亡。当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冲突激化时期，当初强制汉人剃发易服留下的民族创伤又重新复萌，成为汉人联合反对清王朝的契机。太平军揭竿而起，就以“蓄发易服”号召汉人反清，这对清代的衣冠之治是一重创。二、太平军“蓄发易服”的旋风与不变的衣冠之治太平军起自贫苦农民，起义之初不论是头领还是普通一兵，在衣襟上概用黄布条为记，穿着简陋，自无服制之别。占领武昌后，势力日益壮大，舆马服饰即有分别，进入南京，洪秀全坐上天国的统治宝座后，立即仿效帝王之制，专设“典衣衙”，从袍服、靴帽的质料、颜色、长短，一律按官职的级别定出标准，以显示等级的差异。各级将领都穿红袍马褂，包头布的色彩和用料有严格的等级区分，官高一级，拖长一寸。1861年颁布《钦定士阶条例》限定:“民间居常所戴之帽，皆用乌布纂帽。其富厚殷实之人，则缎绉纱，任由自便，但不得用别样颜色，致与有官爵者相混。”(2) 同时对秀士、俊士、杰士、达士、国士、武士、榜眼、探花、状元的衣帽袍靴式样也作了与其身份相应的规定。对士兵的服饰并无定制，一般的是裹头、扎巾、短衣、花鞋，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蓄发系长穗，飘飘下垂。剃头蓄发和翎顶冠戴是满清统治者法定的官服，太平军首先从这里开刀，严厉禁穿清朝官服，要求男子蓄发留须、妇女放足。在《奉天讨胡檄》的文告中宣称: “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令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令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人忘其根本也。”(3) 认为清朝官员的衣冠是“妖服”，在所到之处一概加以撕毁。每占领一地，第一道公告往往是命令蓄发，宣布“有再剃者，杀无赦。”(4) 为了不让帽子遮盖已经剃了发的，裹上太平军的红头巾，还下令不准戴毡帽。清朝服饰在中国已流行二百多年，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已成为汉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改变已经习惯的东西，尤其是不准戴毡帽，激起人们的反感，有的因为不愿去掉帽子被笞打、示众，甚至被杀。尽管蓄发易服，有种种过激的举动，也遭遇一些人的抵制，但自愿蓄发者也不在少数，据同情太平军的呤利对苏州地区的观察说: “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军和自由的标记。”这点在曾国藩的奏折中也有反映，由此可见太平军的服饰在南方也曾风行一时，由于这是与太平军政权相联系的服饰样式，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这一服饰也随之消亡，以长发为特征的太平军却成为因此得了“长毛”的称号。太平军掀起的一股“蓄发易服”的风潮，是历代农民起义从未有的举动，无论是汉代的黄巾起义，唐代的黄巢，明代的李自成，在起义中服饰上也有所标记，但从没有在社会上推行服饰变革，所以这是太平军的创举，但它变更的仅仅是款式形制，并非是衣冠的等级之别，洪秀全登基后立即仿效封建王朝的礼制，用衣冠区分君民士庶，维护层层隶属的统治，在实质上依然是传统的衣冠之治，所以太平军的服饰变革有种族色彩并无风俗改良的意义，与近代化无缘。三、服饰近代化与衣冠之治的解体服饰近代化的启动，始于以服饰变革作为风俗改良的活动，并以衣冠之治的解体作为重要的标志，这在维新运动中有突出的表现。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和早期资本主义的发生，推动了社会观念的变化，人们痛感到民智不开是中国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欲伸民权，必广民智，欲启民智，必先革除恶风陋习对人民的禁锢，其中尤以吸鸦片和裹足所为摧残民体，有辱国格的两大公害，先进的知识分子莫不对此口诛笔伐。如果说禁烟尚是对少数人不良嗜好的整治，反对裹足却要变更上千年的陈规陋习，波及千家万户，比前者对社会的震撼面更为宽泛，其意义也更为深切。废除摧残妇女的缠足鞋、弓鞋，是对女性的解放，也是鞋履的改制用强体、实用的观念看待人们的衣冠鞋履，势必要推动服饰的变革早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和《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认为女子裹足，不能劳动；辫发长垂，不利于机器生产；宽衣博带，长裙雅步，不便于万国竞争的时代，请求放足、断发、易服以便“与欧美同俗”，又说:“非易其衣服不能易人心，成风俗，新政亦不能行。”这就把变衣冠作为学习西方文明和推行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具有启发民智的意义。变衣冠中以放足启动最早，裹足本不是清人的祖制，顺治二年和康熙三年两度禁止裹足，但终敌不过传统习惯，旋禁旋弛，连清人妇女也被汉化，穿上瘦金莲方。这种情况说明，改良习俗如果没有新观念的支持，最终免不了要被旧习惯势力所吞没。到清末维新变革成为社会思潮，反对裹足又得以避开满汉的，容易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有的官员还带头发奖章以表彰放足的女子，所以与剪辫子相比，但是断发易服是清王朝最忌讳的事，清初用暴力手段强制汉人剃发留辫，又岂能在清廷的子孙中断送这一祖制，然而正是断发易服又成为点燃人民大众反清斗争的火种。近代民主革命思想的酝酿是以反满的民族革命为召唤的，明亡以后剃发留辫这一辱没汉人的亡国之痛，重又在清末中升级。“毁我衣冠真正恨，扫除巢穴待明朝。”(5)“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 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6) 被视为大清国民标志的发辫，更成为诅咒的对象，“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州之形状。”(7)一时“猪奴”、“半边和尚”、“辫发左衽之丑类”几乎成为排满、仇满的口头禅。当革命的矛头指向满清统治的时候，断发易服成为动员民众支持革命最有力的召唤。直到辛亥革命后，1912年3 月5 日临时大总统通令全国剪辫还强调:“满虏窃国，易于冠裳，强行编发之制，悉以腥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流，以终余年。....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以除虏俗，而壮观瞻。” 这种种断发易服的言论，虽然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但不是反清复明的简单回归。有识之士超越种族成见，从变易国民心理的角度，宣传剪辫的利害说: “夫辫发为物，即不必计其本非汉族制度，及被外人所诮辱，即以利用问题论，试执十人而质之曰，吾人具此辫发，于起居动作便乎? 吾可决其以当为不便者十而八九也。”(9) 虽然更改这沿袭三百年的习俗，会遇到旧习惯势力的种种阻挠，但是这便民实用的价值，最终又导使满汉居民不分族别地抛弃旧习，选择了剪辫易服的行为。以剪辫易服为契机，批判封建主义的檄文，嘻笑怒骂，令人叫绝。衣冠之治集中体现在官服上，这在清代又称补服，即在褂子的前胸后背各缀一块补子，绣上飞禽走兽，以示官职的差别和道德命义，有的文章反其义而用之，说清国所以不振，是由于文官不事事，武官不能御外外侮，但能杀同类，遂致国事愈坏，民心渐离。这正是官方制度所为。谓予不信，可观各人的服饰: 文官的补服，是仙鹤、锦鸡、孔雀、云雁等等，此等鸟者，或示幽逸，或作声而唳，或容止闲暇，或供市儿之玩弄，这明明是纵容偷闲溺职，愚弄人民；武官的补服都是狮子、豹、虎、熊、彪之类，面目狰恶，设这些官治民，实以禽兽对人民也。(10) 有的对朝服从头到脚逐一嘲弄说，红顶，此物人血做成，其中含有无限冤魂，若将此物置于头上，胜于虎狼十倍；朝珠，又名奴隶圈，悬于项间，其人即永有奴隶性；马蹄袖，表示效犬马之劳，以向主人乞怜；马靴专为护足之用，套之足上，可以终日跪拜奔走。(11) 这种亦庄亦谐而又富有战斗性的檄文，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见诸报端，由于它以老百姓习见常闻的官员服装做靶子，传播革命思想，更易为大众接受，使人们在断发易服的行动中，受到一次反封建的教育。断发易服到20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倒台，形成自发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武昌起义前一些爱国的青年就自发地割掉辫子，脱下清装，“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12) 成为流行歌谣。广东省宣布独立之时，老老少少争先恐后地剪辫子，一日有20余万人，中山县纷纷成立剪辫会，一直深入到农村小城镇，剪辫子成为中国人的盛大节日，许金城在《民国野史》中记述说: “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有的报纸指出，民国建立后政体、国体、官制、礼仪、历法、刑名、娱乐、住所的诸多变化，以服装的变化最迅速、最广泛。一时间“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子帽灭，爱华兕兴，女兕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13) 穿着打扮焕然一新。剪辫易服是在反封建思想指导下的风俗改良，不同于历代改元易服之举。历史上的变衣冠所变的是形制，不变的是伦理性和等级性，即使起自下层的农民起义也不例外，太平天国的“蓄发易服”，从衣冠上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之别，与清政府并无二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作为封建主义规章的礼制也随之瓦解。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用以维系封建等级制度的衣冠之治，由于它不平等性也遭到取缔。民国初年颁布的《服制》规定官员不分级别，都以西式大氅或燕尾服作为大礼服，裤为西式长裤。常服可用西式或袍褂，丧礼在臂上围黑纱。女子礼服，上装是对襟衫，下穿裙子。此种服制打破等级界限，不分尊卑贵贱，所以虽是官员的制服，但对生活权利的平等却起了表率的作用。即使宫廷的遗老遗少无一例外都要遵守服制平等的原则，有记载说: “宫廷内外，一切前清官爵命服及袍褂补服翎顶朝珠，一概束之高阁。”(14) 真正结束衣冠伦理政治化观念的，是提出的服装制作的四条原则，他在复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函件中要求制定服装的图式，指出:“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擞诰?茫?秤诠壅啊！?15)这就使得人人须叟不可离身的服装，摆脱等级制度和政治伦理的干预，促使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衣冠之治彻底解体，用卫生、实用、经济、美观的思想来制作和选择服装，使着装与现代文明接轨，这是中国服装史的重大变革。四、展现个性自由的窗口辛亥革命的成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的民主主义思想取代封建思想体系，在我国社会生活中占有了主导的地位。这一指导思想的确立，宣告了封建文化模式的终结，等级序列、伦理道德、生活方式一体化的结构解体，服饰消费不再具有身份伦理的限制，还归人民生活选择的自由。虽然民众因为拥有财富多寡的不同并不能真正做到选择的自由，但是以金钱取代权力的支配地位，进入商品市场，进行等价交换，是人们摆脱身份地位的约束所能获得的最广泛的平等权利，这给个体自由在服饰领域的施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所以在西方世界通行的服装文明，在中国能得以迅速传播和实施，是社会变革的成效，也是打开国门后，汹涌而来的洋布、洋装、洋货的冲击在中国引起回应。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皇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如同玩赏钟表一样，是统治者满足追奇猎艳的心理，并无社会意义。乾嘉时期洋装开始在中国城市出现，人们对此讳莫如深，无人仿效。鸦片战争后洋货倾销中国，首先在开埠的广州、香港出现洋式打扮，女的足蹬欧式皮鞋，头戴曼彻斯特头巾，买办中也有穿洋装的，但在士大夫中绝无仅有。在19世纪末若有人提倡“易西服”，这无异是用夷变夏，为世俗所不容。宋恕力图从着装方面造成向西方学习的氛围，认为变法“改试令，必自易西服始”。他把易西服看成更官制，改试令，设议院的前堤，这在当时乃是惊世骇俗之论，他自述“与人谈三始，犹有然之者；谈一始(按:即易西服) 则莫不掩耳而走，怒目而骂，以为背谬已极，名教罪人。”(16) 中国最早赴美留学的幼童，因为辫子，受到美国孩子的嘲笑，纷纷剪辫易服。1881年下令撤回中国，穿西服成为一大罪状。驻英公使郭嵩焘为避风寒，披了一件洋外衣，竟然遭到弹劾。然而，禁令也好，弹劾也好，都挡不住正在发生的变化。嘉庆年间的竹枝词已有“纱袍颜色米汤娇，褂面洋毡胜紫貂。”洋毡、洋绉等机器生产的洋衣料有的厚实细密，有的轻薄柔软，以优良的质地比国产的土布更胜一筹，且因为不涉及服装的形制，很早就引起国人的兴趣。在19世纪中叶据英国蓝皮书报道，在福州“几乎在每3 个人当中，就有1 人穿着一些我们的纺织品。这个论断经我国经济学史家研究认为言过其实(17)。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西方看到中国市场的辽阔，用各种手段掀起倾销的狂潮，并以价廉物美的优势占领了中国市场。洋货倾销最多的要数洋纱、洋布、洋火、洋油等等，都是有关衣食能源的生活必需品，仅衣着用料就有洋布、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线、洋被、洋毯、洋花边、洋手巾等(18)，琳琅满目。以上海为例，1871年进口洋布1300万匹，1899年增至1700万匹。“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衣者十之七八。”(19) 大量的商品导引人们的消费习惯发生变化，细致光泽的洋布成为人们时尚的用料进入千家万户。衣料质地的改变也促进了衣服款式的变化，轻便合体的洋服逐步赢得中国人的欢心。19世纪末穿洋装还是冒人言大不讳之事，到1903年初广西梧州中学总教汉民，已经容许学生在“岁时令节，学生披洋衣揖孔孟。”(20)但仍属凤毛麟角。真正在社会上发生重大影响的是军队的服装变革，1904年归国的留日学生从实战出发，建议军队剪掉辫子，就受到一些士兵的响应，各报刊纷纷予以宣传鼓动，1905 年端方出洋考察，随员中有一半剪了辫子，其中有翰林、道府、教员、武员等。1906年新编陆军为便于戴军帽，带头去掉辫子，一时“军界中纷纷落发辫者不可胜数”(21)。练兵处不敢公然变更祖制，拖着辫子练兵是一大累赘，不得已采取折衷的办法，下令将辫子盘在军帽内，“不准擅自裁割，”(22) 新军中有很多是留日学生，并不把这一通令放在眼里，剪发者仍然不断，这对社会很有影响力，1906年天津警察受到新军影响，剪了三分之一。(23)从军队到社会，相互促动，剪去辫子穿洋装已经不可抑制。观念的变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对洋装的普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来，民主思想的传播，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文明的向往，人们醉心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理想，认为由这种理想建立的生活方式代表社会前进的方向，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守旧、冥顽。洋装成为西方文明的象征，被人们推崇备至，《湖北学生界》有一篇文章宣扬说，西装之精神在于发奋踔励雄武刚健，有独立之气象，无奴隶之根性，穿了它可振工艺，可善外交，可以强兵强种云云，这样肆意夸大洋装的心态，反映崇洋已经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呵呵